從建國初期一直到1995年，國人一周需要工作六天，每天8-10小時不等。雖說政府曾出臺過多份文件想使勞動者享受八小時工作制和周日休息的權利，但是由于政治運動、用工緊張、經濟建設壓力等多種原因，這些文件多數未能實行。
50年代開始國人每周工作六天，八小時工作制始終沒執行
早在1949年北京政治協商會議時，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就開始注意對勞動者的工作時間進行限制，在《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公私企業目前一般應實行八小時至十小時的工作制，特殊情況得斟酌辦理。”[詳細]但這里僅僅規定了每天的勞動時間，并沒有說明一周工作的天數和勞動者能否享受帶薪休假的權利。1952年，政務院發布的《關于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再次強調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堅持貫徹8小時工作制，有害健康的工作，每日工作時間還應低于8小時”，同時明令限制“一切公私企業的加班加點”。
最終，勞動部在《關于我國職員工作時間休息時間條例》中非常明確地說明：“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以及每年有22個工作日休假”。也就是說，國人每周需要工作48個小時，有帶薪休假權益。
然而，在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中，八小時工作制根本無法實現，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1、中央政策根據經濟建設需求不斷改變政策
雖然已經政府文件中要求堅持八小時工作制，但是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卻十分靈活，比如1952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示的文件說：“工時問題：近代化的大企業一律實行八小時制，半機器工業和手工業工場不得超過十小時。零散的作坊、商店和工作有間歇的行業，最多也不得超過十二小時。”（《中共中央批轉賴若愚<在私營企業工會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P379）這里只是規定了最長限度，并且對八小時工作制并沒有硬性要求，既然沒有硬性要求，那么中小企業出于利益考慮是必然不會執行的。
各行各業的實行狀況都不容樂觀，特別是承擔著國家經濟建設重任的行業。為了及時完成項目，國家會默許甚至贊同大企業超時用工。以建筑業為例，1956年6月8日，國務院明確下發文件說：“目前建筑業工時制度混亂不統一，有八小時、八小時半、九小時的，甚至有十小時的。由于工時過長，影響著職工的身體健康以及文化、技術水平的學習提高。因而決定：從今年七月一日起，建筑業一律實行八小時小禮拜工作制度。”（《國務院關于建筑業從七月一日起實行八小時、小禮拜工作制度的規定》一九五六年六月八日）然而，一年后，國務院在批復黑龍江的文件中就因為勞動力不足而改變了對八小時工作制的堅持：“從報告中看來，你省建筑部門當前尚缺少3萬名工人，在工作時間延長后，只能減少需工1.5～2萬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仍然不能完全解決。因此，我們認為，為了緩和你省勞動力不足情況，對于某些重點工程必須在嚴冬到來之前進行趕工的，在趕工期間，經征得工人同意，可暫時改行9小時，大禮拜制，對所延長的工作時間，可不按加班加點處理。”（《國務院關于延長建筑工人工作時間問題的批復》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
七個月后，為了保證“大躍進”的成功，國務院不僅允許建筑行業將每天的工作時間延長，而且連可憐的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也被調整為兩周休息一天：“在當前生產大躍進的情況下，由于基本建設任務大大增加，不少地方的建筑企業職工為了充分利用施工好季節，爭取提前完成任務，避免往后趕工，己經采取了每日工作九小時、每兩個星期公休一天的措施。”（《國務院轉發天津市勞動工資委員會關子建筑業實行九小時、大禮拜期間工資支付問題的意見》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
中央的政策都這樣翻來覆去不斷改變，各地方就更不會將八小時工作制當回事了，1958年后“大躍進’的年代里，幾乎所有的企業都熟衷于“奪高產”、“放衛星”，延長工時和加班加點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2、大量的業余活動和政治運動嚴重擠占勞動者業余時間
在政治掛帥的年代中，人們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參加各種業余活動和政治運動。為了不影響正常的工作，這些活動基本都在職工的休息時間舉行。劉少奇曾對此做出過強調：“在一切廠礦企業和機關學校中差不多都有共產黨、青年團、工會及其他組織，這些組織如果要召集有很多工人、職員參加的會議或者進行其他群眾性的集體活動，一般都是在工人、職員的業余時間內進行的，而不能占用他們的工作時間或者生產時間。”
為了既完成工作，又做好業余活動，“許多機關、企業為了組織學習和業余活動，實行提前一小時上班和推后一小時下班的制度。”（劉少奇《有關勞動工資問題的一些意見》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這就相當于讓職工多上了兩個小時的班，基本上可以說他們的上班時間最少有10個小時。
3、劉少奇：搞不贏資本主義，為什么還一定要堅持八小時工作？
針對很對青年人對八小時工作制的要求，為了不影響國家建設的速度，最終不得不給有這些想法的人扣上政治帽子，以警示其他人。比如劉少奇就曾要求青年人放棄八小時工作制的想法，努力工作：“國營商業部門機關化、官僚化，不根據實際情況辦事，私商小販做生意能賺錢，國營商業為什么就不行？現在國營商業一面叫人多，一面又不放下官僚架子，每天八小時工作，晚上不辦公，要那么正規干什么？我看這樣搞下去，社會主義要失敗，資本主義要勝利。有些青年人一講理想，就是工資多、級別高、地位高。這不對，如何搞好社會主義才是我們真正的理想，八小時工作制、星期天休息是群眾的習慣，但絕不是不看情況，任何時候都如此。在我們的工作走下坡路、搞不贏資本主義的時候，為什么還一定要堅持八小時工作？為什么不能做夜班？國營商業應當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販學習，采取一些靈活的辦法。”（劉少奇《國營商業要有靈活性》一九五七年四月七日）
八小時工作制尚且無法保證，所謂的年休假制度更是夢幻，這一權利僅僅在勞動制度中存在了短短一兩年便完全被取消，在實際生活中也就沒有了帶薪休假的可能。
60年代后國人每周工作48小時，且無帶薪休假權利
“大躍進”中不顧勞動者身體強制延長勞動時間，加上當時許多高強度的勞動嚴重損耗了勞動者健康，引發了許多疾病和傷亡事故，這就引發了職工的嚴重不滿，甚至消極怠工。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中共中央在1960年發出了《關于切實注意勞逸結合、保證持續大躍進的指示》和《關于城市堅持8小時下作制的通知》，明確指示“全國城市的一切單位……不得任意加班加點”。隨后八小時工作制基本在城市中得以實行。
但人們仍每周工作六天48-60個小時，沒有任何帶薪假期，這一狀況一直到1994年才有所改觀。在這三十多年中，按規定職工每年工作時間為2448小時。同時期其他國家國民工作時間是多少呢？
按年工作時數計算，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由于普遍實行周五工作制、帶薪年休假制度等原因，全年實際工作時間約為1800小時左右，最低的是德國，為1600小時；法國為1650小時；美國、英國均為1850小時。也就是說，國人的工作時間比歐美國家大約高出30-50%。據國際勞工局1984年統計，在亞、非、拉、中東和加勒比海地區的46個發展中國家中，有28個國家的法定工作時間為每周40小時至44小時。我國是當時少數周工作48小時的國家之一、也是當時國際勞工局成員國中四個沒有法定年帶薪休假的國家之一。（畢大川、楊果等《在我國逐步實行五天工作制的研究》，1987年）
這種業余時間很少的工時制度給國人的生活帶來了很多麻煩：每周只有一周的時間去處理家務，搞得人們一到周末往往身心疲憊，據當時的調查說：“由于周末只有一天假，很多人把所有的活兒都周日干，換煤氣、洗衣服、逛街、買菜、看老人、陪孩子上課，因此‘戰斗的星期天，疲勞的星期一’成為當時流行的一個說法。”（李桂杰《我國雙休日制度的誕生》，摘自《不會塵封的記憶：百姓生活30年》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盡管如此，這種僵化的工作時間制度依然侵害了人們的生活達30多年之久而未見絲毫改變。之所以會這樣，最主要的是自從1950年代初李立三要求工會“關心工人日常利益”被批判之后[詳細]，就再也沒有能夠代表職工表達利益訴求的機構和渠道了。
中國實行雙休日與美國沒有關系
從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制度改革的逐漸深入，人們對休閑的渴望越來越強，對改革六天工作制也越發期盼。但是，改不改，何時改，改成什么，從來都不是人們的渴望能決定的。
80年代中期政府就開始研究“五天工作制”可行性
最先對工作時間提出改革的，依然是鄧小平。1984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傳達了鄧小平關于擬將每周工作六天改為五天半的指示，理由有三點：“國外多是五天工作制；可以促進企業提高效率；節省水電能源”。（傅剛《一年休假四個月，活怎么干》）明顯可以看出，鄧小平之所以對工作時間提出改革，主要是從與國際接軌和提高生產效率兩個角度進行考慮的，還沒有涉及到當時的工時制度對人們生活造成的不便。鄧小平的這一指示直到十年后才真正實行，而且僅一年就被“五天工作制”即雙休日制度取代。
而雙休日制度最初的提出者則是時任國家科委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胡平，據他回憶說：“五天工作制的設想，最初是我向當時的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建議的……1979年我在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時候開始……經常出國，去過很多國家。慢慢地，我就發現，很多歐美國家乃至一些不是很發達的國家每周僅僅工作五天，聯合國每周僅工作四天半。這樣算下來，這些國家每周工時大都不會超過40個小時。我統計了一下，當時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實行五天工作制……我就很困惑：為什么別的國家每周工作五天還能發展，而我們工作六七天還不夠？生產效益那么低，速度那么慢？……我發現甚至是世界上最貧窮的44個國家中也有近28個國家實行五天工作制……1986年初，在一次國家科委的委務會上，我私下向當時的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提出，中心想做一個五天工作制的課題，研究在我國縮短工時，同時提高效率的可能性。……宋健說：好啊，你們研究。研究好了之后到科委委務會來匯報一次。得到宋健的同意后，我回中心后宣布：我們受國家科委的委托，要正式立項研究五天工作制。這樣，中心就成立了縮短工時課題組，制定了很多細則，并于1986年5月，開始著手開展關于在我國推行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研究。研究中心專門成立了縮短工時課題組，課題組最終形成了向國家提出的研究成果：《關于縮短工時，實行五天工作制的研究報告》。”
胡平不僅對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進行調研，同時也在自己100人的部門中進行了初步的實驗：
“1988年2月，我決定在研究中心先試行五天工作制，但是我得先向國家科委的領導請示，否則就會破壞科委的工作制度，宋健在我們實行五天工作制的報告上畫了圈，但沒有說明同意與否，相當于默許。我們隨即報送給分管中心工作的科委副主任蔣明寬，他也畫了圈，但同時對我說：老胡，這件事情你們可以干，但是不要宣揚。當我們報送給科委另一位副主任時，這位副主任既不批字，也不畫圈。他給我打電話說：老胡，你們這個做法，我告訴你，不能做。他說我們現在七天都做不完，你們還上五天班？你們上五天班對我們科委有什么影響，對全國有什么影響，你知道嗎？老實說，中國目前的狀況不是實行五天工作制的問題，而是要進一步加強勞動強度的問題！我說，我們已經開始準備實施了。他說，你要實施，我跟你沒完！我沒有把宋健和蔣明寬的意見告訴他。我說，你別生氣，你的意見我們會消化！回到中心后，我告訴大家，這件事不能公開宣傳了，因為有的領導同志堅決反對。仔細考慮，中心實施五天工作制對科委的工作也會有影響，雖然我們是研究機構，有的工作可以在家里做，試行五天工作制對研究中心影響不大。但是試行以后，中心內部要掌握，每個科室要安排好一個人值班，處理有可能來自外單位的聯絡。這樣，小范圍的五天工作制實驗悄悄開始了。試行開始后，課題組結合實際，對五天工作制進行了更加深入細致的研究。”（胡平《我國五天工作制出臺始末》，《百年潮》2009年12期）
研究中心的報告有多大的作用呢？據胡平講：
“不久，我就向宋健同志打聽國務院對于我們這個報告的看法，問有沒有決定何時實施。他回答說，領導上很重視你們這個報告，這個建議提得很好。你們就好比燒開了一壺水，這壺水早晚是要喝的。究竟什么時候用來沏茶，要等合適的時機。他的言下之意就是我們提出的報告沒有原則性問題，具體內容也沒有問題。至于具體實施的時間，我當時的估計是一兩年以內。沒有想到，隨著1989年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報告被擱置了幾年……1990年底，我從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由孔德涌繼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勞動人事部等部門，向國務院提交了有關實行五天工作制的報告，經過有關部門的努力，五天工作制最終得以實行。”
由此可見，在中國實行五天工作制（即雙休日制度）的過程中，胡平他們的努力是不可忽視的。
2、1995年國務院下令實行五天工作制，雙休日誕生
正是在鄧小平的指示下，中央部門開始考慮對工作時間制度進行改革，盡管這一改革十年之后才見成效，但對國人的確意義非凡。
1994年2月3日，《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發布，宣布實行每天工作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44小時的工作制度，即五天半工作制度。這就改變了建國后我國一直實行的每天工作8小時，平均每周48小時的舊工時制度。1995年5月1日，新修改的《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開始施行，規定的具體內容如下：
“第三條、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第六條、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延長職工工作時間。……第七條、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實行統一的工作時間，星期六和星期日為周休息日。……第九條本規定自1995年5月1日起施行。1995年5月1日施行有困難的企業、事業單位，可以適當延期；但是，事業單位最遲應當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企業最遲應當自1997年5月1日起施行。”（1994年《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1995年修改）
這標志著國人終于有了享受雙休日待遇的權利，也標志著中國成為世界上第145個實行5天工作制的國家。新制度建立之后，國人法定年工時由2448小時減為2032小時，并確定每年20天的帶薪休假，即便如此，我國勞動者的年工時量仍超過發達國家一個半月以上。（《關于在我國逐步實施五天工作制的政策建議》，《中國科技論壇》1988年02期）
至今仍有很多人難以享受雙休日待遇
盡管法律已經頒布，但實施起來非常艱難，至今，仍有非常多的人還很難享受到雙休日的合法權利，每周僅工作40小時更是難上加難。
據了解：“2001年平均調查周工作時間是44.9小時，2002年之后一直在45小時以上，在2005年之前有逐年略微上漲趨勢，2005年達到47.8小時。這一數字已經接近或超出當時我國標準工時制度下的平均每周法定最大工作時間。最為突出的是2005年調查周工作時間超過48小時的占43.2%，而低于40小時的僅占11.3%（包括非全日制工人），這意味很大一部分工人都存在著加班現象。2005年我國標準工時為2008小時，最大加班時間為432小時，則最大總工時為2440小時，以一年52周計，平均每周46.9小時。即使扣除10天年休假，每年仍有50.7周，平均每周48.1小時。”（耿強林《中國工時制度的定位研究》）
2001年至2004年，私營個體雇員的調查周平均工作時間在49小時以上。2004年43%的私營個體雇員的調查周工作時間超過48小時。……2005年至2008年雇員在調查周工時超過48小時的比例分別為37.1%,50.1%,46.7%和38.7%。而40小時以上的雇員總體一直不低于93%。
僅以建筑業工人為例，據潘毅、盧暉臨等人的調查，在新世界公司的的工地上，每天 10 小時工作已成為通用的、不成文的“標準工作時間”。有些工地甚至將工人的工作時間繼續延長三個小時，工人做足13 個小時才算一個完整的工。如新世界沈陽的“新世界花園”工地上，五月至九月期間，工人做足13 個小時才算一個完整的工。而且新世界工地上的民工既沒有周末，也沒有法定節假日，每一天對于他們都是“工作日”。而對于根據工程量來計算工資的工人來說，在趕工階段，工人每天的工作時間都在 12 個小時以上，甚至 15、16個小時，這樣雖然每天可以比“常白班”多收入二三十塊錢甚至1倍，但是他們的工作時間卻超出國家法定標準工作時間的 50%，甚至1倍，而每周的工作時間更是國家法定標準工作時間的2.1至2.8倍。（潘毅、盧暉臨、張慧鵬《大工地：建筑業農民工的生存圖景》）這絕不是個別現象，另一項對河南林州建筑業市場農民工的調查數據顯示，建筑工人每天平均的工作時間為11.64小時。夏季工作時間最長14個，冬季最短9個小時。（李英帥《勞動力市場分割條件下的建筑業農民工就業問題研究》）
由此可見，雖然法律是白字黑字清清楚楚，而在現實中則很可能變得血肉模糊，難以落實。
沒有可靠材料證明雙休日制度與中美入世談判有關
針對微博中熱傳的中國實行雙休日制度是中美入世談判的功勞的說法，筆者并未找到可靠的材料能證明其確有其事，而此傳聞也未說明其出處，因此其真實性頗為可疑。而且傳言的論斷也并不可信，比如說什么“1994年美方突然向中方提出……給中國人雙休日”，從胡平的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出，早在80年代中期他們就已經開始論證雙休日的可行性，1987和1992年他們兩次向國務院提出建議，這就足以說明，中國實行雙休日并非源自中美入世談判。